协商政治和竞争政治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就是参与者如何理解自己在本制度中的伦理角色以及和其他参与者的关系。这既是一个文化和价值取舍问题，也是如何理解政治的认识论问题。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考察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最近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单纯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来解读就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对政治的理解可以透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权力的组织和分配，另一方面是从制度和结构层面去认识社会的各种互动关系，从而了解政治所要达到的组织效益。前者以权力和主导权为导向，后者更为重视各种力量平衡以达至有利于社会发展。协商所强调的是求同化异，寻找共同点，重视政治进程中的平衡功能；竞争所强调的是差异，寻找优胜者，奠定主次排序，否定主观意见的妥协空间。显然，协商政治和竞争政治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更重要的是两者同时代表着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不同手段，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能够只放到意识形态的框架来评价。
协商的主题是如何从各种意见中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并以共同的价值诉求和观点交流的手段在众多意见中寻找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处事方式，往往是各种不同意见化约而成的一种折中结论。协商过程自身就是决策过程，它代表了一种妥协文化，认识到政治的结论往往不会是绝对的。
竞争的主旨是赢者通吃，也就是穷尽所能、倾其所有，一旦决出胜负，赢家就主导了局面。这种过程强调了差异，赢家和输家之间就是正负对错，你死我活。不管是总统选举，公民投票，还是议会里对某个政策的投票，都必须确立51:49的结论。某个个体的选择就可以让接近一半的群众成为失败者或者少数，但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差异可能就是一，这在数千万人口的国家已经是数学上的耻辱，更遑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然而，我们却将民主的神圣性放到了这种尴尬和非理性之上。
目前世界上普遍认为民主就等同于以政党竞争为基础、议会代表选举为手段的体制，任何不在这个范畴的体制都不能够算是民主，这也就是将民主简化为选举这种组织决策行为。我们暂且不说这种选举方式是否就必然是民主，但将其作为达至民主的唯一手段就有些极端和缺乏科学性。相对于集权，人民只有透过革命去推翻一个不合格的政权，选举制就是对丧失民心政权的一种有效制衡。但这也只能够说明选举是取消失去民心政治家的执政资格的有效和文明手段，却无法证明凡选举即能有效寻找贤能领导者。从美国到欧洲，从印度到菲律宾，我们都可以看到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可能在某一刻较为受到民众支持，但却无法避免滋养腐败无能甚或倒行逆施的政府，这种案例比比皆是，政客们很快就被选民所唾弃，但在过程中却影响着行政效率，社会代价之大可想而知。
建国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从民族自强和生活质量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成就，不少人开始怀疑西方体制是否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唯一方法，甚至开始怀疑政党选举体制是否依然是唯一的有效民主形式。至少在方法论层面，西方的政治体制并非现代社会的唯一政治运行模式，对两种制度之间的价值比较也开始模糊。大家开始明白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是绝对标准，对人民的口惠实至以及体制的效率可能更为重要。
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如何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依然起着作用来认识。这种思想的实质是要求人在政治的权力架构里保有一种无为观念，它源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修身”——不论从约束自己以克已慎行，还是发展自己以治国安民，都应该以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为依归，而不是不择手段获取利益满足私欲。这是发展“圣人”品质的自我要求，并以此作为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这种思想让谦虚的中国人不耻于以竞争的手段去获取别人的臣服和惧怕，而是重于让自己的贤能和仁德去获取别人的尊重和认同。由于这种思想传统，从历史上中华民族就并不是一个侵略民族。也因为这样，就算多次被外族统治，最后都融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里。表面看来，这种传统在今天与以西方性格主导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这只是一种肤浅和缺乏历史文化认识的通俗解读，而且大部分学者还没有认真研究两种体制和文化之间已经在现实互动中所形成的张力。我们可以借用这次薄熙来在中国政治的浮沉来进行反思。
一些国际媒体在讨论薄熙来事件的时候，喜欢用他的执政风格来凸显他如何与中国传统政治生态存在隔阂。这里所代表的除了隐含对这种传统的批判，还希望借此打破这种传统的垄断。事实上，薄熙来事件确实符合这种期待，而且成功地挑战了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薄熙来的离任就更印证了这种解读的准确性。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自然地想起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参加共和党初选的窝囊情形，就好像一个彬彬公子要在一群野狼的恶斗中希望用说理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可能，结果是徒劳的。这是文化冲突的问题，与洪博培政治理念的对错或能力的强弱没有关系。就好像薄熙来硬要将自己的特立独行放置到共产党强烈要求团结和和谐的氛围里，并寻求从中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必须要有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过人能量，不然只有自取灭亡。
西方媒体在分析中国或者中东的政治时，经常访问一些英语流利而且受过西方教育的代表性人物。试想，这种选择是否从一开始就具有偏见。在这种社会，具备流利英语或者受过西方教育往往代表了这些人的价值取向。如果他们在政治上活跃，就更容易归属到某一种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格局里。这种访问容易变成一种自说自话，就好像每当我们访问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有关经济发展的方向时，通常的意见都是希望政府少些干预，让市场自由发展。但当我们和中型制造业厂家探讨同一问题时，他们都会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积极引领企业的发展。从这种讨论中去挖掘经济现实是白费功夫，永远不可能找到合理和客观的认识。
在考虑到以上一些认识的前提下，可以尝试重新去了解薄熙来事件给予我们的提示。我特别将他所犯的三个错误罗列出来，让大家去评价。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野心家是罪大恶极的，是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祸首，因此人人得而诛之：高岗高调向中央要官，林彪急于取毛泽东而代之都一样。可能因为受到父亲薄一波的影响，薄熙来从一开始就不掩藏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不知道这种抱负一旦被误解，很容易被解读为野心。在王立军事件之前，薄熙来不断突出重庆经验的独特之处，从不提“改革开放”，更不会将“科学发展”挂在口边，“三个代表”就更不用说，确实有一种取中国发展路线而代之的气魄。但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薄熙来突然强调重庆的发展是落实胡锦涛的“314”指示，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这就更证实了在这之前他确实期望形成自己的一套发展理论。这在重视伦理关系和统一思想的中国政坛是莽撞的政治投机，更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想改朝换代的野心。由于立场转变过于突兀，让自己变得更为被动，对其批评更显合理，自己的野心家形象就愈发明朗。对于薄熙来，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
个性独立，能言善辩，具备良好公众形象，而且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理论上这都是一名优秀官员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但这种能力一旦被理解为脱离领导集体，企图建立自己的“山头”，在中国就会容易被指责为搞独立王国，这是犯大忌的。薄熙来以自己的方式去说明重庆的发展经验，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多元发展，本来无可厚非，但当这种行为被“误会”为挑战既定路线，突出自己，而手法如此激进，一旦发展失控，这种行为很容易会造成党的路线的分裂。要知道当年赵紫阳就是急于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手法上激进，无视党内的决策传统，让邓小平处于被动位置，使党内存在不同声音，客观上出现党内分裂的可能，才招致了那样的下场。当然薄熙来和赵紫阳无法比较。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前，薄熙来春风得意，培育了一大批拥护者与支持者，在社会上高调传播重庆经验，这在中国政治生态里一定算是异类，对其他官员也将形成政治压力。一旦王立军事件爆发，自己成为众人笑柄，那问题就不只是执政风格而已。虽然重庆的各项政策应该说并没有怎么出格，而且可能正是中国日后需要逐步实施的善政，然而如果结合其执政风格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他的重庆模式被当做独立王国的几率就大大提升，客观造成的印象就真的是分裂党的路线。薄熙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没有注意自己的赌注越来越大，在推动重庆的经验时，没有给自己留有后路，更没有意识到事态发展所可能出现的转折。
薄熙来的第三个错误是执政手法过于文革化。唱红打黑虽然说只是重庆模式的招牌，其内涵其实是如何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让资源倾斜于社会底层。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但当他将唱红打黑运动化，文革味道就大了，也就容易让人忽略其内涵，只感觉到左派回潮，加上如“乌有之乡”等媒体和不少政治评论家的相互呼应，人们能够不有所顾虑吗？要知道中国老一辈政治家没有一个不是文革的过来人，都受到过文革冲击的影响，很容易激发这些人内心深处的悲惨记忆。虽然说大家都认同今天社会的不道德乱象和贫富差距在文革期间并不多见，但因此认为文革的方方面面可以被重新接受，那是极端幼稚的。正当中国面对如何持续发展和政治改革呼声甚嚣尘上，这种左转的声音无法不让人警惕。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不断提醒文革的威胁可能就是意有所指，更让有心人希望这种走势能够被消灭于萌芽之中，客观形成了薄被拿下的“群众”基础。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薄熙来积极推动重庆发展经验期间，七个政治局常委都专程到重庆为其打气，高度赞赏重庆的经验，薄自己更将重庆的唱红直接搬到北京，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意气风发的政治奇才的魄力。对于圈外的政治观察家来说，本以为可以凭此断定薄熙来十八大进入常委，就算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一些人也都对此深信不疑。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并不是竞争文化，更不是明星文化，而是一种沉稳谦和内敛的领导集体制，这是吸取毛泽东以来中国政治的教训，就算是邓小平执政时期也在努力消除个人崇拜的祸害，而且陈云和彭真等领导人对邓的“个人崇拜”也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制衡。薄熙来的高调争取一时间好像改变了中国政治领导集体组成过程的心理预设，但事实上他的表现反而激发了领导集体对这种顶层政权结构和文化的思考。大家无法不同时对薄熙来的“折腾”有所警觉。如果说所有省委书记都向薄熙来学习，建立自己一套发展体系，中国不就成为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吗？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就根本改变了吗？集体领导制显然会因此而遭遇挑战，而且是一种从内部崩解的挑战。薄熙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由于他过于自信和幼稚，他的下台并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不安也说明了这种自信缺乏科学依据和群众基础。事实上，不少人开始意识到薄熙来的折腾正是中国所不欢迎的竞争政治文化，他的遭遇让群众重新反思中国政治模式发展的各种选择。
诚然，如果作为一个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家，我们上面探讨薄熙来的折腾可能都不会成立。相反，中国政府领导层担忧全国各地都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国家将会极为混乱的假设也可能正是西方自然而然所形成的政治格局。既然如此，这究竟是薄熙来的问题还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所致？事实上，这种矛盾正好说明问题的核心不一定就是政策的好与坏或者体制的可行与否，而是不同社会的历史和客观现实，以及主导着这种现实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两种体制或者文化之间的冲突其实是那些强调意识形态和民粹价值认识的社会精英或公共知识分子不断走向极端所致。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不同的体制和文化都有其独特存在的客观因素，而且其内部都有着不断调整的积极动力，很少会毫无控制地向某种极端方向发展。对于薄熙来事件，如果要将其执政手法进行道德价值或者行政效率评价，不如从文化适应性来分析，可能会获取更科学的结论。
相对于以薄熙来事件去考察中国的政治文化，我们可以透过西方最近的两个选举去认识竞争政治的各种表现。就以俄罗斯的总统选举而言，明明是以普京为首的保守力量赢得大多数民意，自由派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不惜牺牲社会和谐，将观点的差异激化为社会冲突，企图将俄罗斯逼进埃及或突尼斯的发展轨迹里。虽然说最后选举结果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民意的两极已经将社会撕裂，对抗式政治已经生根于社会深层，可能会在较长时期里成为社会对话的主要模式，继续耗费社会的活力。反对派究竟为何以这种手法去挑战普京的领导权，是为了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追求，或者就是这种制度所提供的权力契机的诱惑。至少从美国以及反对派所提出的论据，这里都是一些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议，并非什么治理国家的不同纲领。正所谓为了权力而去斗争，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去承担执政的责任。这种异化了的政治文化可能正是竞争政治培育的结果。
但我们又如何解释在俄罗斯议会选举后一度出现对普京政权的不满。在议会选举中可能曾经出现的舞弊，人民对现政权的厌倦，或年轻人对新兴政治体验的激情，都可能提供了某种政权更迭的客观土壤。但这种感性的政治情绪一旦遇到对国家理性发展的要求，可能就溃不成军。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对国家稳定的期望，任何感性激情都无法轻易改变。当然这必须建立在统治阶层能够交出合格考卷的前提，而且其统治手法也符合人民的政治文化诉求。
另一个是美国正在进行中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为了迎战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共和党的内部选举显然成为了保守主义阵营的角力场，连稍微温和的罗姆尼都无法不牺牲立场向极端保守主义靠拢。不少人认为这种激进化只会在初选出现，一旦选出了代表，大家为了争取中间选民，会再次回归理性。这可能是事实，但激进思想还是获得了进一步巩固。当人民的生活受到威胁，极端保守主义不得不将社会推向非理性。就好像“9•11”之后，美国的极端思想急速抬头，错误发动两场战争，让美国于期后几年在政治、军事和财政领域都身陷泥潭，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悲惨。表面看来，以茶党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可能只是在今天的选举争论和国家财政管理上持保守态度，一旦美国面对更大的意识形态挑战，保守主义的杀伤力将不下于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近美军在阿富汗焚烧可兰经的行为导致几十人死亡，以及一名士兵谋杀了十几名儿童和妇女可能都是极小的案例。但试问西方积极介入利比亚，造成数百万人民生活被破坏，国家面对土崩瓦解，无辜百姓在冲突中死亡，这是否都是对抗性政治文化所制造的灾难？目前中国和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所采取截然不同的政治处理手法，是否也属于两种政治文化在国际问题上的较量？
显然，不管是薄熙来事件、俄罗斯和叙利亚所面对不同程度的政治冲突、或美国政治的原教旨主义化，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文化都在对不同政治现状提出了警示。这里并非针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对与错，而是对不同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化如何与时俱进，应对当下的挑战问题提出讨论和探索的要求。当然，将所有问题都归纳到文化层面去分析是另外一种狭隘的观点，它必须结合现实问题的处理来彰显其实践意义。就以薄熙来事件为例，他本人在推进打黑的过程中有否过于激进，忽略了对人权和法律的尊重，从而触动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对于俄罗斯的绝对领导者普京，他是否会检讨在其执政期间曾经忽略了城市年轻一代对自由表达政见的渴望；或者对叙利亚的现政权，他是否在政治资源投放中忽略了逊尼派人民的利益，以至让敌对力量轻易建立推翻他的民意基础。以美国为例，社会问题不断恶化，行政效率下降，经济危机此起彼伏，这些都不再只是文化的问题，而是需扎实认识人民的真实需要。但政客们只顾在那里巧言令色，最后只会让群众彻底摒弃，这就是竞争或对抗性政治文化的自然结果。同样地，如果薄熙来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依然留有一线生机，那就是因为重庆的发展做出了一些成就，让我们看到科学发展需要更为具魄力的方法去解决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让社会冲突能够透过提供全民一种实惠来进行调和。除非薄熙来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事情，不然他的政治下场也不会过度悲惨，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政治文化不断走向温和宽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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